吳建豪 潮T 呼叫大明星 KaKa 賞櫻 面對青少年自殺， 給青春生命的力量※本圖文摘自 人本教育札記207期 ，純屬分享，若有侵權，煩請告知刪除！從《醫生》紀錄片的座談會談起 ◎廖珮劭、何馥齡 一九九六年，在美國行醫的溫醫師的12歲兒子在房門外貼出一張令人費解的公告，當天晚上，當溫醫師陪同初次赴美相聚的父母去看國慶煙火之際，昱和卻在衣櫃裡結束了自己生命。 二○○六年，導演鍾孟宏拍攝《醫生》紀錄片，紀錄溫醫生夫妻對昱和自殺的傷痛與對孩子無盡的思念。因為拍紀錄片，溫醫生才第一次打開塵封許久，放著昱和所有遺物的紙箱，透過以前的家庭紀錄片，溫醫生重新看到昱和生命的精彩片段。只是，對於昱和的死，他們家人仍有許多的疑問和不解。 和昱和一樣，很多孩子也有自殺的傾向。青春正盛，為什麼孩子需要選擇死亡？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人本教育基金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和中映電影公司合作，舉辦了「面對青少年自殺，給青春生命的力量」座談會，從紀錄片《醫生》出發，探討青少年自殺的問題。座談會由人本基金會三重青少年基地館長江思妤擔任主持人，導演鍾孟宏、人本教育基金會中部聯合辦公室主任張碧華、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慧英以及萬芳醫院精神科醫師鄧惠文擔任與談人，一同討論如何給孩子生命的力量。 座談會一開始，導演鍾孟宏談到，當初拍攝這部紀錄片並不是設定要談青少年自殺的議題，因為溫醫師夫婦對昱和相當關懷，從他們的家庭紀錄片可以看出，他們非常能肯定與欣賞孩子，家庭氣氛非常和樂，因此溫醫師一直不認為昱和是自殺。不過，鍾孟宏也提到在訪談中，溫醫師表示昱和對死亡這個議題一直有高度的興趣，喜歡畫有關上吊與切腹的圖。有一次，溫醫師還發現昱和脖子下有類似繩索勒過的血痕，猜測昱和可能去玩上吊遊戲，曾經嚴厲訓斥他不能再拿生命開玩笑。也許昱和仍不明白事件的嚴重性，或者是認為自己可以輕易從死亡邊緣逃脫，但卻發生了無法挽回的悲劇。 「在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時候，我很刻意地要留給觀眾觀看影片的距離，不給觀眾太過於煽情的內容，因為理性的陳述比感性的積極呈現更重要。」鍾孟宏表示，很多人不知該如何面臨死亡這件讓人哀痛的事，他希望這部紀錄片能提供不同的觀點，讓人們對死亡有更多的思考空間。 父母常會帶給孩子難以承受的壓力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蕭慧英表示，她很早就知道有這部影片，但一直鼓不起勇氣去看，想要逃避這個沈重的議題。然而身為父母，她覺得自己必須要去瞭解這個議題。看完影片後，蕭慧英最大的感觸是瞭解到，孩子不見得會跟父母相處一輩子，「一般人總認為父母會比孩子先離開這個世界，事實上，孩子有機會因為生病或自我意志而結束生命。當父母有這種體認的時候，就不會執著『孩子怎麼可以比我先死』的意念，而能更豁達地面對。」 「孩子雖然是我們生的，卻不是我們所擁有的。」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台灣教育的家長，蕭慧英感慨地說：「很多時候，父母才是讓孩子感覺到極大壓力的幕後黑手。父母在孩子身上加諸的期待與想像，造成孩子的不快樂。」她表示孩子需要多一點空間，如果父母可以讓孩子自在地思考，發展出屬於他們的一套思維邏輯，他們將會活得更快樂。她希望父母在瞭解箇中意義後，能珍惜和孩子之間的緣分，讓孩子按照自己的意識成長。 用支持與肯定來呵護孩子的心 萬芳醫院精神科醫師鄧惠文表示她非常喜歡這部影片，她認為這部片子細膩地拍出溫醫師思念兒子的情感。片中溫醫師很關心昱和，對於昱和畫有關於墳墓與陪葬物的作品，溫醫師和太太非但沒有責備昱和，反而用一種開放且包容的欣賞心態去瞭解他的作品，愛孩子的心情表露無遺。 對於昱和選擇結束生命，鄧惠文提起她曾經治療過的一個個案。女孩是父母親的掌上明珠，功課好、家境優渥，但是已經自殺過十七次。這個女孩說，人生的書她已經翻到最後一頁，早已預料到結局，不想再花費力氣過下去。這個女孩鐵了心想自殺，曾經爬上醫院外牆整修中的鋼架，打算從病房逃脫，她還對著鄧惠文說：「醫生妳來啊！假如妳有辦法，就一起來爬鋼架！」鄧惠文當時有個體認，當病患無懼無礙地追著死亡跑，沒有人能拉得住她。 鄧惠文表示在當下她非常困惑，不知如何回答女孩有關生命該不該繼續存在的哲理性思考問題，「我只知道身為一個醫生，我有責任阻止病患自殺，並延續她的生命。同樣的，如果換成是父母的角色，無論如何都要支持與肯定孩子內心的聲音，盡量幫助孩子渡過生命的晦暗期。」 鄧惠文表示，假如孩子明確地因為某種壓力想自殺，就可以做很多預防工作。如果壓力是來自於功課、人際關係，可以從認知或行為上著手提供協助；若是孩子的情緒低落，可以給予生理與心理上的治療，幫助他克服困難，盡量想辦法消除孩子想死的念頭。 「父母生養孩子，要用最大的包容去支持他們，呵護他們的心，時時關懷，並積極傾聽孩子的內心的聲音，讓他們知道他們有自己的生存價值，要帶領孩子去體驗生命，看到生命的美好，感受生命的樂趣。」鄧惠文說。 營造一個包容孩子的空間，關心孩子的學校教育 長期從事青少年工作的人本基金會台中分會主任張碧華表示，很多父母悉心呵護孩子，為他們操心許多事情，然而與其處處為孩子擔心，倒不如相信孩子自有一套生存能力。 「給孩子生命的力量很簡單，就是和他們一起玩。」張碧華表示父母也曾經是小孩，只是長大後都忘了孩提時期曾說過的話、想過的事。因此陪孩子玩樂，不僅可以找回失去的回憶，還能深入瞭解孩子們腦中複雜又豐富的想法。 除了陪孩子玩樂，張碧華也提到爸媽應該要營造一個包容孩子的空間，讓孩子能夠自由說出心裡的話，父母才有機會與他們討論。青少年階段的孩子，有太多的好奇和疑惑等著驗證與嘗試，當他能和父母分享內心的感受，無論問題是否被解決，都有了一個發洩的出口，而不會輕易地想要結束生命。 有一次，張碧華的兒子班上有位男孩子因闖不過情關而燒炭自殺，造成其他同學驚慌不安。事後學校做了班級心理輔導，安撫孩子的情緒，但他們心中留下的傷痛仍無法在短時間內抹去。在兒子的要求下，張碧華到學校與他們對談，和他們談「死亡」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有些人想死？有些人卻還活著？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孩子對死亡這件事情有了更多的認識，內心的驚慌與不安也漸漸地平靜下來。 此外，張碧華也提醒爸媽要關心孩子的學校教育。她提到之前處理過一個個案，孩子因衣服沒紮進褲子裡而被老師處罰將衣服反穿一天。「像這樣不適當的管教與處罰仍然存在時，當孩子的人格尊嚴在學校不斷地被踐踏，使孩子缺乏自尊，沒有自信心，他如何會覺得生命是美好的？」 因此，張碧華鼓勵現場的爸爸媽媽一起來扮演監督者的角色，關心學校教育的正常化，為孩子建立一個合理的、健康的學習環境，讓他對生命充滿好奇，想要探索，想要積極地活著。現場問答 以下是現場聽眾的問答摘要： 聽眾A：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導演，首先，請問導演是如何接觸到這個題材？第二，海報上的狗的星座、故事，來源為何？ 鍾孟宏導演：故事在一九九六年發生時我就知道了，當時我太太在美國讀書，是她告訴我的。雖然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面對青少年自殺，如何給青春生命的力量？」然而拍此片時，我並未設想要與觀眾探討這個主題。我們可探討的不只有青少年的教育問題或尋找自殺的線索。我認為可以擴大範圍探討生命，從醫生的角度來看孩子的死亡，一個懸壺濟世的醫生，他的孩子走了，該怎麼面對未來的生命？如何面臨職業與人生的衝突？ 關於海報上的圖案，那是影片中的秘魯男孩說的故事。在拍攝時，剛好碰到秘魯小孩來求醫，他的年齡、興趣皆與溫醫師的兒子昱和相仿，於是就把他加到這個議題裡面。如果沒有這個小孩一起做對照的話，我想此片的豐富性就不會這麼夠。 狗的故事就是秘魯小孩講的，我想這不完全是他創作的故事，某種程度上可能與南美洲的古老寓言有關。 鄧惠文醫師：剛聽到導演很關心溫醫生在喪子後如何活下去，我想做個回應。 剛開始看本片時，我直接想到我外婆，她在晚年有食道癌，好幾次發病，我都是把他送到醫院住院，然後就去看自己的病人。在精神科門診中有很多病人來發酒瘋，或有女孩假裝自殺要我幫他找男友來，有很多無理取鬧的事情。在治療那些病人時，想到阿媽做化療很痛苦，而這些病人青春正盛卻想求死，內心有很複雜的情緒，但這是我的職責，我還是會把時間耗在病人身上。雖然到現在我都會問自己：把時間花在工作上是不是對阿媽有愧疚？還是會有很複雜的情緒，但我知道沒有單一的解答，你只能就你的角色去做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於溫醫師喪失他唯一的兒子，卻依舊努力於延續其他生命。大家試想，支持他的力量是什麼？那我們自己又如何把那個力量用出來？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聽眾B：片中昱和的畫裡出現上吊、來生、死亡的主題時，家長是否疏忽了他畫裡的涵意而沒有及時阻止他自殺？我自己的想法是，家長不能只在意成績或提供孩子好的物質生活，而更該關心孩子如何調整情緒及處理事情的態度，傾聽孩子並站在孩子的角度。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的價值觀與教育觀念，太過混淆了，那家長能扮演什麼角色？這部分想請理事長做經驗上的指導。 蕭慧英理事長：在情緒的處理上，必須注意每個孩子的差異性。有些孩子容易情緒不穩定，有些神經比較大條，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針對孩子的個別差異來給予協助。像我的孩子自我期許很高，他對自己的生命歷程是有一些想法的，這樣的孩子容易有情緒，因為他對很多事是很敏感的。我個人的經驗是，在他有情緒時，不要再給他情緒，而是在一旁提醒他，告訴他他的情緒來了，不要在此時否定他的情緒、勸他，通常這樣不會有用。 鄧惠文醫師：我認為，這不能單一的說是家長的疏忽，父母如果能夠更加注意當然非常好，但這問題牽涉到社會的包容度。若在我成長的年代，像昱和這樣的孩子大概不會被包容，畫個棺材就會被說觸霉頭，現代社會則較能讚賞小孩的創造力，能夠包容昱和這樣的孩子。 可能有人認為溫醫師有疏忽，但事實上溫醫師很清楚他的孩子對武士道和死亡的議題有興趣，他們不是不關心，只是沒有直接把他的行為跳躍解讀成會促使他失去生命。 聽眾B：我想，需要以您的專業才能判斷昱和的行為是否含有自殺的動機。但我真正想問的是，當孩子琢磨於能傷害自己的東西，或對人生的終點站有自己主觀的想法時，家長是否能做一些適度的引導？ 鄧惠文醫師：昱和是個特別的孩子，單從影片的觀察，沒有經過任何晤談，我不敢斷言昱和的死亡是因為對兵器或死亡的興趣，或這是意外事件，我更不能也不敢評斷說是溫醫師疏忽了。 至於一般的個案，如果孩子有自殘的傾向，當然要加以引導，父母除了轉移其注意力外，更重要的是「了解」，在急著把他引開之前，必須充分的了解自殘背後的原因，再思考該如何引導。 以自殺來說，根據統計，自殺個案第一次自殺便成功的比例很高，換言之，若想預防自殺，而把對象鎖定在輕微自殘的孩子上，其實是錯誤的，這些輕微自殘的孩子，模式會一直相同，雖然也有可能弄巧成拙，但更可怕的族群，是平常沒有做過這些事的人，他一來就是意志堅決的大動作。 這麼說也許會造成大家的恐慌，擔心平常活潑快樂的小孩，明天有可能突然自殺，毫無預警。其實並非如此，因為一定會有徵兆，例如情緒上的變化。父母必須讓孩子感受到你很OPEN、你很願意傾聽，所以他什麼事都能放心告訴你，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去區分，那是純然的興趣，或者，他有心理上的疾病、喪志想結束生命。 那要怎麼介入孩子的生活？怎樣的介入才是剛好？關心永遠不嫌太多，但是父母要留意的是給意見，給的太多會變壓力，父母必須用心拿捏使兩者平衡，多傾聽孩子，尊重他的想法。 聽眾C：我想問的是，白髮人如何面對黑髮人的死亡？我們該如何勸慰白髮人？而非只是大家哭成一團。 鄧惠文醫師：為何送晚輩走比送長輩走更痛苦？因為長輩的死亡，是很早就有心理準備的事實，人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面對，而對於晚輩的死亡，則毫無準備。所以，認為小孩都會比自己晚死的想法需要改變，那不是真的人生常態。 很多人把自己的夢想寄託在孩子身上，於是孩子生命的結束等同自我未來的截斷，所以當中除了喪親的傷痛外，還包括對自我的危機感。因此，如果一位老人家經歷喪子之痛，想要走出憂傷，唯一的可能是重新詮釋他的生命，了解自己的生命是很有意義的，自己要過得充實，才能使未來的人生不被截斷。 聽眾D：我們以為人走上死亡是因為碰到困境，可是我們卻看到一位這樣年輕、聰明、開朗的孩子，走上一條意外的路程。想請問，我們的生命教育、人文教育是否出了問題？所以無法使孩子對「生」有好奇，反而對「死」更好奇。 鄧惠文醫師：如果你學過音樂、樂器，去聽各種音樂表演，就會感到很多樂趣；但如果沒有學過，你可能覺得千篇一律。要點就在於，能不能看出事情的不同跟趣味，這需要具備多元的眼光與價值觀，可是，我們相當缺乏能培養孩子多元的眼光與價值觀的教育。 我親戚的小孩最近面臨升學，一直說不想活了，於是我的親戚來向我求助。他的父母認為這個優秀的孩子沒有任何問題或壓力，完全是因為對人生無望而想尋死。但是在與孩子對談時，卻發現跟他的爸媽想的完全不一樣，他說他是覺得已預見自己的未來會跟爸媽的人生一樣，就是不斷地讀書、考大學、念碩士、博士、當教授、做研究，他覺得這樣的人生很無趣，活下去一點意思也沒有。聽到他這樣的說法，我認為問題並不單純。於是，我繼續追問他：「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說未來的事你都知道了、沒有好奇，那假設你不好奇地過完了一生，對你有沒有損害？」他回答：「至少，我現在要背歷史啊！」原來，根本的原由是因為現在他對於背歷史是有困難的，這並不表示他沒有能力去背，而是要求他背歷史的方法，令他煩躁、痛苦。有時孩子會把問題跳到很遠的地方去表達，若此時沒有人引導他，他就很有可能想不開。 如果我們的教育體系更有彈性，能讓孩子用自己的方法學習歷史，是不是能創造不同？讓孩子能快樂、更有活下去的渴望？此外，父母的生活方式是否能給孩子多一點想像的空間？孩子最早看到的世界是父母親，所以追根究底，孩子的問題來自於父母。如果青少年對生不好奇，就先檢視他的長輩是不是侷限、扼殺了他對生的想像力。 有時家長帶孩子來看診是因為人際關係的問題要我輔導孩子。這時，我會問他：「如果你遇到同樣的人際問題，你會怎麼做？」他說：「我不知道。」這就是問題！當爸媽都無法解決，怎能幻想小孩有能力解決？所以父母要和孩子一起學習。 聽眾E：國內對於看精神科有些避諱。請問青少年有需要到精神科的話，該如何說服他們？ 鄧惠文醫師：就國內目前的狀況，如果青少年需要諮商或輔導，在尚未確定有任何疾病時，我建議先別帶到醫院的精神科。首先因為他會抗拒，他會覺得大人把他的問題視同於需要醫療的問題，我的經驗上，這樣的孩子來到精神科通常不講話，他們會說是爸媽強迫來的；第二，就算來了，通常會很失望，因為國內精神科醫生一天的看診人數相當龐大，所以無法和孩子經營關係，通常得另外約時間。所以我建議，不確定是否已產生疾病的話，先找心理諮商師。目前國內諮商師已有一定的證照制度，有很多好的心理諮商師、諮商所或社區管道，他們可以做初步評估，若情況比較嚴重時再到醫院看精神科，比較不會傷害孩子的感覺。 聽眾F：我們的社會有什麼政策能協助面對自殺的家庭？或者現在有什麼團體能提供協助？ 張碧華主任：面對自殺，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給孩子生命的力量。我們人本基金會在台中針對弱勢的孩子組織了青少年劇團，豐富孩子的生命，希望他們能在學校以外的場域得到重視，並對其他事情抱持興趣。其他諸如音樂、戲劇、舞蹈，都可以鼓勵孩子參與，讓孩子有機會透過各種方式來展現自己，肯定自己。 站在預防的角度上，我們可以因應孩子不同的年齡，透過不同媒介和他們討論生命，而不是等孩子發出訊息，才開始注意或預防。事實上，死亡在生活中本來就需要被提到。我們會害怕面對死亡，就是來自於我們的上一代也很害怕面對死亡，以致我們生活中缺乏對死亡的了解。 我覺得，運用不同的素材，很主動的在生活裡探討生命的議題是重要的。在題材上，讓人感受生命的喜悅，會比讓人感到害怕來的更容易有機會作思考。 此外，想問問大家快樂嗎？當我們在談預防自殺或如何給生命力量時，在每天起床、睜開眼的當下，你覺得是喜悅的開始或厭倦？當我們的社會在談如何解決小孩的壓力時，父母又是如何看待生命的？ 父母是小孩活生生的範本，所以站在預防的角度，我覺得父母要先讓自己的生命有動力跟喜悅，孩子也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樂趣。鄧惠文醫師：若有人產生自殺念頭，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設有自殺防治網，在各個診所、醫院都設有專線，民眾可以多加利用，尋求立即的諮商與評估。 但對於青少年自殺的問題，我們最需要做的是建立多元的價值觀。價值觀的單一化，導致人在無法配合他人的期待時，無法從別的角度認可自己，這是大部分青少年遇到壓力就想自殺的原因。此外，要培養調適力與抗壓力，這也是我們教育裡長期缺乏的。許多威權式的教育認為，給孩子很大的壓力，孩子就會自然有抗壓力，這是錯誤的想法，任何事都要學習與適應，不能期待孩子會自己生出抗壓力來。 因此，大部份的經費與精力不要只花在最後的環節—如何防治自殺，而是在早期的教育裡面培養每個孩子有多重的彈性，當孩子在學業、感情上受到挫折，能夠去思考其他的出路。這中間孩子可能會出現情緒上的症狀或思考打結，這時社區諮商協會便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我建議，出現問題時不要過於倚靠諮商，專家、醫師並非萬能，很多時候，生活中周邊人的溫暖，才是孩子最需要，也最實在的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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